他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在一张白纸上搭建起全球顶尖的学科大厦，迄今完成肝移植7000余例，儿童肝移植3000余例，儿童肝移植术后1年、5年生存率可达95%、94%……他们的工作让弱小的生命，获得重生的机会，给数千个家庭点亮希望之灯。他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夏强教授。

　　夏强，男，1966年9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籍贯浙江宁波，汉族，党员，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87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上海与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研究所所长、中国-东南亚儿童终末期肝病转化研究中心主任。

　　1999年，夏强选择新兴的腹腔镜微创手术作为主攻方向。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奥地利格拉兹大学工作学习期间，首次目睹肝移植手术全过程之时，内心即萌发了强烈的冲动：“何时我也能站上这项医术前沿的制高点”。

　　当时，国内尚无法常规开展肝移植手术，更没有直接临床经验。奥地利一年也只有十几例手术。2000年学成归国后，夏强加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团队，到2004年积累完成100多例肝移植手术，获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奖。

　　2004年9月，38岁的夏强作为特殊人才被仁济医院引进，组建起平均年龄只有32岁的年轻团队。在仅有十几张病床的条件下，第一周就成功地完成肝移植手术4例。医院上下十分振奋。一年的时间，夏强带领团队做了120多例肝移植，使得肝移植技术成为仁济医院的一个强项。

　　肝移植是外科最难的手术之一，夏强曾形容，“就像给豆腐做手术”。创业的前几年，夏强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手术和病人上，他的世界几乎就只剩下这一件事。他很多时间住在医院里，经常守在ICU门外关注术后病人恢复的情况。

　　2006年，随着年手术量的不断增加，夏强敏锐地察觉到，肝脏器官资源的有限将越发制约肝移植医学的发展，便琢磨着用移植来打破肝源短缺的瓶颈。夏强带着团队谨慎地探索活体肝移植，随着技术逐渐成熟，他心中又有了新的目标——开展儿童亲体肝移植。

　　当时，儿童肝移植在国内很少开展，在仁济医院更是一张白纸，但夏强想要做的就是在一张白纸上创新，做成全国甚至全世界第一。全新的领域里披荆斩棘，困难可以想象。夏强的雄心壮志也曾受到业界的怀疑：需要接受肝移植的孩子多吗？家长是否愿意捐肝？风险大、技术难、手术费用贵……

　　但夏强坚定地认为，儿童亲体肝移植可以救命，虽然难，但这个技术未来一定会得到家长和业界的肯定。

　　我国每年有3000—5000名儿童由于各种先天疾病导致婴幼儿终末期肝硬化，在肝移植手术成熟之前，这样的病童90%在1岁以前就会死亡，肝移植是挽救终末期肝病患儿的最有效手段。

　　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的难度，不仅在于患儿的器官、血管都非常微小，还在于这些孩子大多数合并有其他的脏器功能异常，手术中医生需要面对的难题并不只是肝脏移植这一个。

　　2006年，一名9个月大的孩子，成为仁济医院第一例接受活体肝移植手术的患儿，孩子的妈妈捐献了自己部分肝脏，经过长达13个小时的手术后，孩子得救了。到2009年，夏强团队儿童活体肝移植年手术量位居上海第一，2011年跃居世界首位。

　　十多年来，被家长们抱到夏强面前的几千名孩子，他们出生时并未得到命运的眷顾，但这些孩子却被人间的执着和大爱挽救。每年都有接受肝移植手术后健康成长的孩子回到仁济医院，每当看到这些健康活泼的孩子，夏强的脸上总会绽开散发着父爱的笑容，此时的他仿佛不是医生，而是孩子家庭中的一员。

　　担任仁济医院院长后夏强更忙了，但他每年仍然要站上手术台主刀完成约100台儿童肝移植手术，他合理分配时间的方式就是把手术安排在行政工作相对少的周六和周日。他保持着行政楼里每天上班最早的纪录，偶尔有人比他早到，就会成为当天的“新闻”。夏强每周还有半天的门诊，晚上的时间则留给实验室和学生。

　　在夏强身上，严谨与果断完美平衡。多年来，为病人设计多套治疗方案、手术前为每个步骤及工作充足准备……这些习惯不仅是夏强个人的坚持，也成为团队的传统。

　　肝移植手术直面生死。肝脏内三套血管系统、一套胆管系统，成人最细的血管只有两三毫米，而小儿的血管才1毫米，要缝合12针，都是在2.5倍甚至8倍的显微镜下，飞针走线缝得严丝合缝。

　　手术期间，患者会有一个小时的无肝期，对心脏和整个循环影响极大。而一旦移植肝脏血管缝合完毕，下半身的回流血液即刻“呼”地涌进肝脏。只要一针缝合不严密，手术很可能前功尽弃。

　　一名体重不到五公斤的小儿胆道闭锁患者，肝内的主血管——门静脉由于发育异常，直径不足正常血管的30%，移植肝脏会因血供不良无法正常发挥功能，导致患儿死亡。夏强设计了多种方案，最后确定把这根主血管剖开，从病肝获取自体血管作为补片材料进行重建，使之由细变粗。这种门静脉重建方法在国际尚属首次。他以精湛的技术，成功地挽救了病患儿的生命。

　　就是在一台台追求精准、追求完美的手术中，夏强练就了精湛超群的医术，也带领团队走到了儿童肝移植国际最强阵营。

　　2015年，夏强教授当选为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分会儿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推广儿童肝移植技术，规范我国儿童肝移植的诊疗行为，为正在或即将开展儿童肝移植的医疗单位提供借鉴和参考，夏强教授牵头制定了我国首部《中国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指南（2015版）》，详细介绍了开展儿童肝移植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而在此之前，我国儿童肝移植是没有章程可循的，很多诊疗行为可能都是经验性的。

　　多年来，夏强团队通过召开学术会议、举办培训班等，建成国家肝移植医师培训基地，培训国内外技术骨干2000 余人次，覆盖全国 90%以上开展儿童肝移植的医院，帮助不少医院开展了其第一例儿童肝移植手术。

　　对肝移植患儿而言，成功的手术只是第一步，术后不仅需要长期应用免疫抑制药物，还需要长达数十年的管理和监测，方能获得更好的长期生存率。

　　儿童的免疫系统尚不健全，相比成年人，儿童肝移植术后更容易发生感染和排异，必须更严密地监测免疫状态、更精确地用药。然而，儿童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用法、用量，以及药效监测，均缺乏相应的方案与标准。

　　夏强团队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不能简单地将成人的免疫抑制剂用量按比例缩减后应用于儿童，因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其代谢与成人完全不同；同时，中国儿童与国外儿童的情况也不一样，照搬国外的指南也行不通。

　　为解决这些问题，夏强团队进行了多年的潜心研究，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儿童的肝移植术后管理方案：他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中国儿童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和环孢素）的初始剂量和血药浓度范围；提出基于CYP3A5基因分型的免疫抑制剂个体化用药指导；创新地以外周血CD4+T细胞ATP浓度作为新的免疫监控参数，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儿童的术后免疫监控标准和决策方案，为免疫抑制剂的精准使用，减少术后感染与排异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2022年11月，国际活体肝移植学会年度学术大会在韩国首尔召开。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作为大会唯一受邀手术直播的团队，在全球顶级肝移植学者的眼前直播展示了荧光腹腔镜下供肝切取和儿童肝移植手术，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活体肝移植手术实力。

　　接受肝脏的是一名1岁先天胆道闭锁男孩，捐献肝脏的是他的父亲。过去的手术会在捐肝者身上留下疤痕，腹腔镜手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伤口变得很小、很隐蔽，受到了年轻父母的欢迎，这也成为了夏强团队近年来的手术特色。大会为这台手术预留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段，但手术实际上在下午2点就完成，供受体两台手术密切配合、一气呵成，手术时间不到6小时，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和热烈反响。

　　美国曾长期是世界上开展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多的国家，每年手术量500台—600台，而2011年之前中国累计开展的儿童肝移才100例左右，患儿的1年生存率不到60%。到了2017年，全中国一年完成722例儿童肝移植手术，第一次超过美国，其中400例就是夏强团队完成的。

　　夏强团队还将儿童肝移植技术推广到了东南亚国家。大约七八年前威斯尼斯人wns888，一名马来西亚胆道闭锁孩子的家长在中国经商，偶然听说上海可以治疗，就带着孩子在仁济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手术。孩子在仁济医院手术非常成功，回国后在马来西亚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地医生为孩子复查发现，上海医生的手术水平与当地病人之前去的新加坡、日本相比不相上下。而孩子在中国做手术的费用，却只有到日本的五分之一。之后共有40余名马来西亚患儿在仁济医院接受了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2019年8月夏强带领团队亲赴马来西亚，协助马来亚大学医学中心完成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

　　夏强在探索儿童肝移植事业的早期，随着手术量的增加，手术技术日益精湛，术后孩子的长期存活和生活质量都大为提高。但现实中患儿家庭却面临一个难题：钱。

　　“当时我们对到仁济医院就医的前200个患儿家庭情况做了分析，这些孩子里有100个选择了手术，有一半放弃了手术，放弃手术的第一位原因就是经济问题。”一开始遇到经济困难的家庭，夏强动员科室里医护人员自己掏腰包捐款。随着社会影响力的增加，不少社会人士主动联系夏强，向贫困患儿家庭捐款。此后，夏强团队与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合作，为贫困患儿家庭筹集治疗费用。

　　爱的传递正在进行。最早接受移植手术的孩子如今已经十多岁，夏强希望他们健康和成才，将来回馈社会的善意。有一名接受手术的孩子曾回到医院看望夏强，并表示将来想学习医学专业。得知孩子有这样的理想，夏强难掩兴奋：“希望孩子们好好学习，如果他们中有人未来成为肝移植医生，那么这个故事就圆满了。”